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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法医师的培育和法医实务制度的探讨

2013-8-9 08:55| 发布者: fmed| 查看: 2349| 评论: 0|原作者: 郭宗礼等|来自: 台湾大学医学院法医学科暨研究所

摘要:   郭宗礼 台大医学院 法医学科 主任  邱清华 台大医学院 法医学科 前代主任  陈耀昌 台大医学院 法医学科 前主任法医、人权与民主  “事莫大于人命,罪大莫于死刑,杀人者抵法故无恕,施刑失当心则难安,故成 ...

  郭宗礼 台大医学院 法医学科 主任
  邱清华 台大医学院 法医学科 前代主任
  陈耀昌 台大医学院 法医学科 前主任


法医、人权与民主
  “事莫大于人命,罪大莫于死刑,杀人者抵法故无恕,施刑失当心则难安,故成指定狱全凭死伤检验。为真伤真招服,一死一抵,俾知法者畏法,民鲜过犯,保全生命必多。倘检验不真,死者之冤未雪,生者之冤又成,因一命而杀两命数命,仇报相循惨何底止……”。这是世界最早有关“法医学”的书《洗冤录集》(1,2)的重刊补注证卷一“检验总论”的开宗明义。可知中国早在宋朝(公元1247年)时,对于死因不明的死者所需鉴定的正确观念,与司法的公信力和人权的密切关系就有相当的认知。到了近代,先进国家更强调科学办案,所发展的司法科学(Forensic Sciences),其中就包括了法医学,其对一个国家的人权维护及民主发展,特别对民主开始起步的国家,实扮演着重要的角色(3)。然而,近十几年来,台湾虽然已废除戒严令,国会全面改选,进而总统直选,政党轮替,司法改革,向民主大道迈步前进,受到人民及国际的肯定,但是与司法公正密切相关的法医革新,却乏善可陈。
台湾法医制度之缺失
    一、台湾法医实务的缺失
    监察院之司法、内政、教育、暨财政委员会在民国八十五年第二届第二次联席会议记录(85)司收○五六一号文:“(84)年度中央巡察司法机关,发现各地方法院检察署法医师异常缺额,影响检察官办理相验案件之进行及正确,十分严重,违背宪法及相关法规保障人权之本旨,有关机关有无违失”一案提出讨论。当时就发现法务部所属各级检察署八十五年度编制员额,法医师三十二人,检验员二十七人,合计五十九人。然实际缺额法医师有十二人,检验员有二人。至民国八十七年七月一日,法务部成立法医研究所,希望能招聘专职法医师,但情况仍然未见显著改善,该所仅招到二名专职病理医师,以致绝大部分的法医解剖,仍由其它机构的病理医师以兼任法医顾问名义为之。到了民国九十一年,不但未能补实法医师之缺额,情形反而更加严重,由于各地检署法医师相继退休,目前具医师资格的法医师仅有五人,以致出现由不具医师资格之检验员代行大部份法医师业务之现象。由此可知台湾现行的法医制度有严重的缺失。尤以法医之水平如何提升,尤令人关切
    二、台湾法医培育的缺失
    台湾法医缺失呈现如此严重问题,和中华民国的法医发展历史有密切的关系,虽然南宋理宗淳佑七年(公元1247年)时,宋慈的《洗冤集录》,被公认是一部世界最早且具广泛性、系统性的对尸体外表检查所累积之经验的书籍,对于尸体变化现象、窒息、创伤、现场检查、尸体检验等各方面,都做了详细的观察和归纳,但可惜没有进一步进行解剖。反观欧洲各国起步固较迟,但意大利于1302 年开始有法医解剖,1601年欧洲第一本法医书出版 (Fidelis)。到了十八、十九世纪,欧洲的法医技术有相当的进展并产生许多法医学者,成为近代法医的发源地(4)。
    (一) 民国成立后之法医学滥觞
    然而,中国长久以来,各朝代一直都以《洗冤录》为依据,进展缓慢,到了中华民国元年(1912),才以刑事诉讼律,制定有关法医解剖及鉴定人之法律依据。但是因为当时并没有培育专业的法医师,因此只好聘请一般医师来担任法医工作。直到1928年,中华民国第一位留学德国的法医学博士,林几(1897-1951),学成回国并提出“创立中央大学医学院法医学教室意见书”。终于在1930年在北京大学医学院设立中华民国第一个法医学教室(科),并由林几担任主任。
    由于当时司法单位急需法医师,因此无法等待由医学院培育人才,只好在1932年由司法部急就章的派林几成立”上海司法部法医研究所”,1935年再设立”广东司法部法医研究所”,以招收医师加以一年之训练,并由法务部发给“法医师证书”。然而由于效果欠佳,乃于1942年开始以司法人员高等考试招考法医师,并以普通考试招考检验员,以应急需;结果仅招到2名医师,检验员则无人应考。 接着在1945年5月16日公布国民政府令“兹制定司法行政部法医研究所组织条例令布之。”,其中第一条”法医研究所隶属于司法行政部,掌理法医学之研究、民刑事案件之鉴定检验、及法医人才之培育事项”。另一方面,由于普考也招不到检验员,因此,同年再委托中央大学法医学科举办”第一届高级司法检验员训练班”,以招收高中生加以训练二年。1947年第二次司法人员高、普考法医师及检验员时,应考者亦寥寥无几。致此,终于了解法医师的培育无法临时召员充数,必须回归大学的正轨,因此于1948年在中央大学成立“法医研究所”,双管齐下,分设法医师资班及法医师训练班。但是为着应急,另一方面只好再降低水平,于同年在中山大学医学院成立“司法检验专修科”,以招考初中生,培养所谓“低级法医检验员”。但这些应急性的制度及措施,一直都无法让法医人才的培育在中华民国生根。时至1949年,因时局变迁,中华民国政府撤退到台湾。
    (二)日治时期之法医沿革
    由于台湾在日治时期,于1918年台湾总督府医学专门学校(台大医学院前身),就由久保信之担任法医学教授。1936年,东京帝大法医学三田定则教授(系日本法医学开山祖师片山国嘉教授的得意门生),受派前来担任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的前身)医学部部长(院长)兼法医学科主任,由于三田教授于1937年升任为台北帝大总长(校长),因此,在1938-1946 年间,先后由日本派遣久保忠夫、田代欢一、鎌仓正雄、小片重南等法医学教授南来担任台大法医学科主任(5),并将日本的法医师资及法医师培育制度带到台湾,并造就了台湾本土的叶昭渠、萧道应、黄泯川、凌有德、杨日松等法医前辈。
    (三)光复前后台湾之法医盛衰
    1949 年台湾光复后,这些前辈先后留在台大医学院法医学科,其中叶昭渠教授于1955年获东京大学法医学博士,也是台湾第一位法医学博士,接着杨日松先生亦于1959年获东京大学法医学博士。在这段期间吸引了许多医师投入法医的行列,可说是台湾法医发展的全盛时期!
    可能因为在大陆培育法医师失败的经验,司法部于1950年4月24日以台训秘字第167号以“在大陆时,本部原有法医研究所,自政府迁台,该所原有设备及技术人员,均已散失。……本部鉴于台湾医事设备,比较完整,该项业务,可以委托医院或卫生机构办理。”,因此训令该法医研究所于1950年4月30日结束。但遗憾的是台湾的医院或卫生机构并未负起培育法医学教师及法医师的责任!仅由日治时期所培育的少数几位本土法医人才负责,虽然1950年代吸引了许多医师投入法医的行列,但不幸的是经过10年后(1960)台湾唯一的台大医学院法医学科竟遭到裁撤,由于台湾长期没有培育法医师的大学,造成台湾法医师的断层,以致台湾目前缺少可用之法医师,也成为台湾法医的致命伤。虽然于 24年后(1984)台大医学院再恢复法医学科,然而在人员、经费受现下,所谓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一切百废待举,人才的培育仍需要时间以及良好制度的配合。
    如上所述,台湾光复后不久,所有大学医学院都没有“法医学科”,虽然“法医学”是早期教育部所规定的医学系必修科,政府不但未加重视,反而将其改为选修,甚至免修。讽刺的是刑事诉讼法第213及216条,明明规定因调查证据及犯罪情形,需要法医相验及法医解剖时,应命医师行之,但许多医学院,因缺乏法医学师资,因此后来教育部又将其改为选修,以致台湾所培育的医师却连“法医学”都没念过!不知如何执行法医相验及法医解剖?因此不但医学生视法医为畏途,且由于在学校时没有机会接触法医,更不可能引起医学生对法医的兴趣,进而投入此一领域。台湾法医的发展处于黑暗时期,不言可喻。
    虽然政府每年举行法医师特考,但报考人数都是个位数,就算偶而有录取,也没有人报到。另外也尝试用法医公费生,在阳明大学及成功大学之学士后医学系招生时,增加额外名额,由法务部提供全程奖学金,唯规定毕业后须从事法医工作。然而由于地检署的法医工作环境、职位、升迁、进修、社会地位、家人的意见、及待遇等,皆无法和一般临床医师相比,结果全体法医公费生都不愿作法医,通通赔钱了事,导致此一方案全军覆没。此外,虽然教育部也曾经提供出国留学考试的法医名额,并支持攻读博士的奖学金,但是录取者出国之后,马上改念其它学门,只是利用法医学的名额而达到出国进修的目的而已。由上述种种事实即为医学系毕业生不愿也不太可能改行作法医师之实证。
    台湾法医问题竟如此严重,并直接影响司法人权至巨,如何藉由台湾及其它先进国家的法医发展历史,学习教训、吸取优点及经验、并了解国际法医发展的主流趋势,进而建立适合台湾的法医制度,实为当务之急。法医制度之内涵主要有二,其一是法医师的培育,其二是法医实务的运作(6)。
法医师的培育
    一、欧洲法医师的培育
法医师的培育,各国都是由大学医学院负责,没有争议。然而,近代法医学的发展,法医工作并非只是尸体检视及尸体解剖,也涵盖活人的鉴定。1994 年Brinkmann 等人对欧洲各国法医制度的评估论文中(7),发现欧洲法医师的培育有三种标准:
1.高标:以1986欧盟国家在西班牙成立的Sevilla Committee 所签署的一份法医师培育之最低标准文件,认为大学法医课程至少应有60小时(约4-5 学分),包括法医病理学(Forensic Pathology)、临床法医学(Clinic LegalMedicine)、法医毒物学(Forensic Toxicology)、医学法律与伦理(Medical Law andEthics)等。而医学生毕业后的专业法医师训练需要5年,至少包括法医病理学,临床病理学(Clinical Pathology),临床法医学、其它次专科(如法医血清学,法医精神学,法医牙科学)等的实务训练和理论的教学,以及配合实际参予相当法医案例的经历。
2.中标:如欧洲法医委员会(European Council of Legal Medicine)的标准,也是大部分欧陆国家已达到的标准,至少包括法医病理学、临床法医学,以及相关的毒物学、医学刑事、酒精学、死因学等。
3.低标:英国的标准,只注重法医病理,以致法医被压缩到如此狭窄,也因此其法医发展受阻,造成对此领域不够深入的缺点。
    实际上,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大学都有法医学科及教师,且法医学也是各国大学重要的教育课程之一。但是法国和英国则是例外,另外,荷兰则全无法医教育。Brinkmann等人认为,如果根据欧洲法医委员会的课程标准,可能会影响某些国家的法医师质量。如果让这些基础知识不足的法医师,自由到欧盟的其它国家执业,则必须进一步评估其利弊得失。此外,在某些缺少法医师的地区,宜由各大学负责执行法医业务,其优点有三:其一是欧洲法律的传统精神认为医学及科学的证据绝不能成为执法机构所独霸,而大学的学者乃是最具有自由及独立性的专家。其二是大学的主要工作之一乃是从事研究,所以能够从其它相关领域收集大量的信息,且将最新的科学新知应用到法医实务上,并永久保持其学术的质量。其三是大学提供学生受教的机会,可使学生因接受学术的吸引,而乐予参与法医的行列,因此能够不断的获得新血注入法医体系(7)。
    除了大学的教育,欧洲各国医学生毕业之后,要成为专业法医师的培育时间也有很大的差异,由2~6年不等。欧洲大部分国家皆有大学附设之法医研究所,提供医学生毕业后培育成为法医师的标准课程规划。但某些国家如法国、英国及荷兰,则有很大差距,虽然由大学负责,仍缺乏标准化或可接受的毕业后专业训练(7)。以德国为例,医学生毕业后之法医师训练需要5年,第一年是在合格的病理医师指导下,接受临床病理之训练,至少解剖100例。然后花三年半的时间在法医学研究所接受训练,至少要解剖400例,最后半年接受精神学及精神心理之训练。但是要成为合格的法医师,至少还需要写30篇相关个案的鉴定书,20篇有关法医精神鉴定书,以及在法庭口头作证200次以上的经验(6)。
    另外,欧洲各国训练毕业后专业法医师的基本培育方法也不同,例如中、北欧包括英国重视经验的学徒制,例如某些国家规定需要相当数量的实务案例(如500例)经验。但南欧则注重理论的教育再辅以实习。有人认为这些差异都各有优劣,其最后产品都大同小异。也有人认为由于欧洲各国法律制度的不同,因此法医很难有一致性水平的要求。但这些观点都不正确,因为法律的基本精神和原则具有普世性。因此毕业后培育法医师时间的长短当然很有问题,因此欧盟国家认为应有一致的水平,至少受4年的毕业后专业训练(7)。
    另外,Brinkmann 等人(7)由法医的发展史,发现法医是欧洲最古老的医学之一,其发展比临床病理还早,且许多欧洲国家在1532年即将法医纳入刑法(The 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虽然英国的”验尸官”早在第八或第九世纪即已存在,但是英国法医的发展较慢,主要原因乃是到十七世纪才将法医纳入刑法,而当时的法医证人,一般乃是外科医师,主要是提供受害者到死亡期间的身体外观的临床经过,几乎很少解剖,也没有接受当时欧陆国家所使用的法医鉴定法则,以至于英国的法庭经常无法信任其本国的法医鉴定(8)。1798 年,爱丁堡医学研究所的Andrew Duncan教授开始呼吁,法医学应成为医学生及开业医师的重要课程,但是直到1816年英国的第一本法医书出版之后,许多医学院才开始法医学的授课(8)。因此Brinkmann等人(7)仍质疑英国为何竟将法医的水平降低到仅是法医病理的层次,且将法医置放在病理之下的一个次专科的原因。
    二、日本法医师的培育
    1736年时,日本德川时代的河合甚兵卫尚久,曾将中国的《洗冤录》,翻译为《无冤录述》,作为日本尸体鉴定的重要参考。明治时期(1868),进而由欧洲引进具有法医解剖新观念的法医学(Forensic Medicine)。1888年,第一位前往德国留学并获法医学博士的片山国嘉,学成回日本,在东京大学医学部成立日本第一所裁判医学教室(法医学科),也引进德国的法医制度。到了1923年全日本医学院已纷纷设立法医学教室,目前日本所有八十间医学院,全部都设有法医学教室(4)。各大学医学院的法医学课程包括实验约4-5学分,而医学生毕业后的专业法医师的培育及司法解剖,主要也是由大学法医学科负责。
    三、美国法医病理师的培育
    美国的法医制度来自英国体系,因此依循将法医专科师定位为法医病理医师,并成为病理之下的次专科。但其医学院的招生是采学士后医学系,毕业通过医师资格之后的一般医师,需接受4年的训练始可成为法医病理师;首先2年是解剖病理训练,再经1年的法医病理,以及另一年的病理次专科训练,如神经病理学、化学病理学等。另外,如果已获得合格的解剖病理(Anatomic Pathology,简称AP)及临床病理(Clinical Pathology,简称CP)或只有解剖病理证书,则仅需接受1年的法医病理训练。经通过病理学会之考试,成为合格的法医病理医师,从事法医解剖(6)。
    四、中国法医师的培育
    大陆(注:此处改为“大陆”)在1950年代在司法部法医研究所训练了约200位法医人才。不幸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1966~1976),这些人才几乎全部被下放,只留下寥寥无几的法医师继续从事法医的工作。直到1979 年才开始在中山(广州)、华西(成都)、及中国(沈阳)三家医学院成立独立的法医学系,直接招收学生,这是与世界其它国家不同的创举! 在1980年代又在同济、西安、上海、山西、及昆明等五家医学大学成立法医学系,1998年时,华西及西安已升格为法医学院,因此法医人才迅速成长。目前中国大部分的医学院都有法医学科,甚至有法医学院,其每一单位内法医学教师由五名到五十名不等。较大的法医学院之下设有法医病理学科、法医血清学科、临床法医学科、法医毒物学科、有的甚至包括法医精神学科及法医人类学科。另外大部分的政治学院及法学院也设有法医学科,但教师人数较少,主要是教学,但部分教师也从事研究并接受委托进行法医鉴定案例。甚至少数的警察大学也设有法医学系(9,10)。
    1998年时,中国约有150家医学院,这些医学院大部分都设有法医学科,负责临床医学科学生的法医学教学。而八家医学大学设有法医学系或学院,包括大学部及研究所。这些法医学系每1~2年招收15~30名学生,接受5~6年的教育,包括基础医学、临床医学、法医学的理论及实习。毕业之后最少要有一年的法医实习,才能获得法医师的资格。此外,如果不是法医学系,而是一般医学系的毕业生,有兴趣投入法医行列者,也须接受1~2年的法医训练。另外,法医研究所的硕士班学生需要3年的学程包括论文,而博士班还要再加3年的学程及研究论文。另一方面,某些医学大学、法律学院、警察学院也提供在职法医师一星期的进修的课程,主要是针对特殊的课题。另外,还有提供一年的系统性的法医学课程(9)。简言之,中国具较有规模的法医培育系统。
法医实务制度的比较
    各国之法医实务制度主要有二,其一是属于大陆法体系的国家,如大部分欧陆国家、日本、中国、台湾等,虽然各国之间有些差异,但是主要是源自罗马法律体系,与犯罪有关之死因或死因不明者之司法调查权,乃是由检察官授权“法医师”或法医学者,负责有关死因之鉴定。其二是属于海洋法体系的国家,只有英国、美国、加拿大、爱尔兰、以及一些过去英属的国家,有关死因之鉴定则由“验尸官”(Coroner)或“医检官”(Medical Examiner,中央研究院院士,芝加哥大学的廖述宗教授译为“医学检验官”,简称“医检官”(11))负责。
    一、大陆法体系国家之法医实务制度
    在大陆法体系之国家,法医师乃是依司法单位的检察官、警察及法官之命令之后,才开始尸体鉴定。因为大陆法系国家的传统看法,是不让不懂法律的外行人参予暴力犯罪的侦查程序,因此其审判制度乃是授与法官最高的权威。但此制度仍有剥夺被告权利之缺点。后来修正为对于怀疑他杀或与犯罪相关之死者,必须进行详细的死因调查。此制度的解剖率较低,因为对于自然死亡或与犯罪无关的创伤致死者不作死因调查。但是由于医学的发展,为着流行病学及司法上的目的,需要建立准确的死亡统计,因此某些欧洲国家乃扩充对死者的司法调查范围,不经开业医师开死亡证明书的死者,必须交给司法单位处理,并由其决定是否需要解剖。由于以前并没有固定的专业法医机构,因此大部分国家都是由法官授权,但某些国家则由地方检察官主导,只有少数国家是由警察授权做解剖。后来更要求,解剖时需要法官在场。
    事实上欧洲的法医体系是相当复杂的,一般是在大学法医研究所或法医学科之架构下拥有不同的次专科。但是英国的法医体系则仅有法医病理,并将其它相关的次专科独立分开,甚至属于不同的机构。法医的发展当然需要拥有不同学门背景的科学家。因此在大陆法体系之下,法医拥有跨学门专家,相互沟通、学习、及讨论,这是法医主流趋势,其优点如下:1. 在他杀以及复杂的案例,不能依靠单一的法医专家做决定。2. 跨学门之间的法医专家意见的整合,不仅是相互的影响、学习,并且也更具效率及经济,惟此优点往往被低估。3. 由司法误判的经验,如果在法医体系之下能有各种法医专家,先经过其互相讨论再作结论,将可以减少许多错误的发生。特别是任何一种鉴定方法的特性往往都可能涉及其结论之正确性。在缺乏不同学门法医专家之间相互讨论的国家,法律人必须评估不同学门专家的报告,并寻求其一致性,但法律人却往往缺乏这些专业的知识(7)。
    二、海洋法体系国家之法医实务
    海洋法体系的法医实务制度,以美国为例(12,13),最早乃是引进英国的“验尸官”(Coroner)制度,由当地人民选举公正的人士(不一定是医师或律师),在法律授权之下,负责死者鉴定的行政主管,并经由医师的建议,或直接要求病理医师负责验尸及解剖,然后由验尸官,根据病理医师解剖所见及解读,决定死亡原因及死亡方式,并向检察官报告,此法医实务制度类似大陆法系。但由于美国的验尸官是经选举的公务员,往往会受政治压力之影响。因此,1877 年在麻州发展所谓Medical Examiner(简称M.E.)制度”,但台湾有人将其翻译为“法医师”(并不恰当),到1918年纽约市才将此制度发展较为成熟而稍具规模。
    简言之,此种医检官制度乃是由州政府的委员会评审具有医师资格的人(最好是法医病理医师或病理医师),由州长任命为“主任医检官(Chief MedicalExaminer)”,在州政府之下的“医检局”(Medical Examiner Office),负责死者鉴定的行政主管,并领导专业的法医病理医师、病理医师或医师负责验尸及解剖(13)。最初医检官并没有权利要求解剖,直到1940年代通过“医检官法”,才授权医检官可以对非自然死亡之案例,决定是否需要解剖,且主任医检官为唯一决定死亡原因及死亡方式之人。根据医检官法,规定在某些非病死或死因不明的情况之下,医检官可自行决定是否需要解剖才能厘清死亡原因。另外,此制度要求具有“法医病理医师”证照,并有多年经验者才能担任主任医检官,但此主任之职位并非公务人员,随时都有可能被解聘。另外,此制度仍存有其缺点(14)。虽然“验尸官”和”医检官”的制度各有优劣,但经广泛讨论之后,认为只要在验尸官之下,拥有足额之够水平的专职的法医病理医师以及法医毒物学专家,验尸官仍可胜任法医鉴定的行政主管,更可避免让专业的法医病理医师浪费时间在行政工作上。 因此美国目前全部采用“医检官”的有22州,采用”验尸官”的有11州,同时采用”医检官”及”验尸官”混和式的有18州。因此美国的法医实务制度,并非仅是“医检官”一种制度而已。另一方面,美国较有规模及有名的“医检局”,大都是在大城市,而且都是委由大学医学院负责(15)。
    Dominick及Vincent 在其法医病理学(Forensic Pathology)一书中,特别指出,由于医学的进步,法医已是相当专业的医学之一,一般人并不了解,在病理专科医师的培育课程中,有的完全不包括法医病理(台湾亦同),有的仅有几小时的介绍,最多只是花2-4星期,到法医实务单位走马看花。因此一位合格的病理医师,并不具有法医病理应有的专业知识。因此不具法医专业或仅有短暂训练的医师,往往会造成法医鉴定的纠纷。因此其它科的医师,甚至一般医院的病理医师,纵然有意愿,但都不适合从事法医的实务工作(13)。根据美国法医解剖的统计,其中约有85%的案例与犯罪无关,因此有些一般病理医师认为他们可以从事与犯罪无关的解剖(行政解剖,按件计酬),而将剩下的可能与犯罪有关的15%,需要法医解剖的案例交给法医病理医师。问题是在未解剖之前如何确实知道哪一案例是否与犯罪有关?
    另一方面,美国业务良好的合格病理专科医师并没有多大的意愿,转为法医病理医师,如在美国的病理专科医师李汝晋博士,就斩钉断铁的说“仅愿意偶而‘不务正业’的从事兼差的法医解剖,无论如何,是不会放弃其本行病理,去任法医的工作”(16),因此美国的专业法医病理医师仍然不足。根据 Prahlow 与Lantz调查美国25州法院之“医检官”的资格,发现仅有6州是合格的法医病理医师,3 州是一般病理医师,11州是一般医师,甚至5州是非医师之人员担任(17)。因此美国对于“医检官”的法定资格,也只好依现实规定为“医师”,而无法规定为“法医病理医师”。由此可知美国的“医检官”制度,仍然无法全部由“法医病理医师”从事法医实务的工作。
    三、日本法医实务制度
    日本的法医最早乃是引自欧洲德国,因此其法医实务制度,也是参照大多数大陆法系的欧洲国家。但是1946年日本战败后,联合军队驻日总司令麦克阿瑟将军,发现日本大都市的公园、街道、火车站、有许多饿死、冷死、或传染病死者,并没有解剖。因此在其要求下,日本政府遵照其建议,引进美国的医检官制度,日文翻译为“监察医”,由东京都民政局(其后为卫生局)制定“东京都变死者等死因调查规定”,并于1946年4月1日起由东京大学及庆应大学之法医学教室及病理学教室之教师,从事“监察医”的实务工作。并于同年12月11日由厚生省(卫生署)和联军总司令部签约同意设立“监察医院”从事行政相验(检尸),如必要时从事与犯罪无关的行政解剖。并在东京、大阪、京都、横滨、名古屋、神户、福冈等七大都市设立“监察医院”。另一方面,日本政府也请联军总司令部谅解其旧有刑事诉讼法第176条有关司法解剖之不同制度,当发现死因不明或疑与犯罪有关时,应由大学解剖的法规(18)。因此战败后的日本法医实务制度相当特殊,兼具大陆法系及海洋法系的法医制度。
    日本有关死因鉴定之解剖程序如下(19-21)当死者在医院或在家中但经医师诊疗死亡者,其死因已知,故不必解剖,由医师开具死亡诊断书交付家属申请丧葬入殓事宜。如医院之医师认为需要解剖以了解病因时,则须经家属同意,此所谓“病理解剖”,由医院之病理医师执行,其法律依据为死体解剖保存法第七条。
    如果医师在检查死体时发现死因为非病死(非自然死亡),则医师有责任向警察署报告,警察署则通知检察厅,由司法警察员和检察官、或其代理之检察事务官会同医师到现场堪验。司法警察员和检察官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229条执行”检视”尸体,而医师则根据医师法第19、20条执行“检尸”。当医师” “检尸”后,如发现死因无法确定,但与犯罪(他杀)无关,然仍需解剖,此乃是所谓之“行政解剖”,则有两种制度处理。其一是根据日本传统的大陆法系制度,由警察医(相当于台湾的兼任法医师、荣誉法医师)解剖,但根据死体解剖保存法第7条,必须经过家属同意。其二是由“监察医”检尸,则不必经检察官之授权和家属的同意,依据死体解剖保存法第8条,直接授权监察医行使解剖。并在当天就将解剖所发现的结果报告警视厅(警察局)及家属,至于死因则须等组织切片或毒物鉴定结果之后再确定。
    如果怀疑与犯罪有关,则属于“司法解剖”,根据日本刑事诉讼法第168、223条,由裁判所(法院)委托具有学术及经验者,通常都是由大学医学院的法医学科的教授或副教授解剖,并将鉴定结果通知检察官及警察署。总之,日本的法医实务规定“验尸”一定要法医师或医师,但“司法解剖”则规定由大学法医学科之教授或副教授负责,而没有规定为医师,因为大学法医学科的副教授,虽有可能不是医师,但是他们在法医学科的学术研究及法医解剖实务上,至少有20年以上的经验,且日本认为大学乃是学术研究与教学之重镇及政治中立之殿堂,从事科学性之公正判断具有公信力(22)。
    四、美国”监察医”制度在日本的实验
    昭和22年(1947) 1月17日,由厚生省公布根据昭和20年敕令第542号制定“死因不明死体之死因调查相关事件”法规。但是当时东京仅能招聘寥寥数名专任监察医,其余仍向东京都内及千叶之各大学医学部聘请教员为兼任监察医。昭和24年(1949)在死体解剖保存法第8条加入监察医可从事非自然死亡者的行政相验,如突发死亡、意外、自杀等均属之。然而,此一由美国引进之“监察医”制度,到了昭和 60 年(1985),在京都府及福冈县就遭到废除,到目前已逐渐消失,仅剩下东京都23区、横滨、大阪、及神户实施而已(18,23-24)。
    美国的监察医(M.E.)制度在日本式微的原因主要有: 1). 监察医无法在日本发展,因为监察医的解剖无法被日本的传统法医制度所接受。 2). 监察医的制度需要相当的经费,故中央及地方政府并不积极。3). 此制度只在日本相当少的地区实行。4). 更重要的是缺乏法医师人才,目前日本的监察医院(M.E. Office)的监察医,大部分仍是由医学院的法医学科教授或副教授兼任,因为很少医学院毕业生愿意进入监察医院。另外,日本的法医与病理是各自独立的,法医不属于病理,病理医师很少受法医训练,也很少有病理医师转为法医师(24)。
    五、中国法医实务
    目前中国的专职法医师至少约有10,000名,由于一般医师毕业之后,经过一年的临床实习或法医实习,即有资格当法医师,因此与专业法医师的教育水平有很大的差异。 这些法医师分别在警察单位、法院、地检署、法务部、及大学等不同机构任职。警察单位称为公安,其组织架构有中央、省、市及乡四级,市及乡的警察单位乃是第一线的主要执行单位,几乎这些警察单位都设有法医室或鉴识室。这些单位的专职法医师人数,由1~ 50人不等。这些法医室至少有一位专职法医师,某些较大的法医室之下设有法医病理、临床法医、法医血清及法医毒物组,它们的任务乃是提供警方处理有关刑案调查及暴毙案的法医意见。警方的法医师除了从事解剖之外,也从事创伤者的临床法医鉴定及刑事案件的尸体现场堪验。如果与犯罪无关就可以结案,但如与犯罪有关则需提报地检署(9)。
    检察署的组织架构有四级,最高检察署、省高等检察署、市人民检察署、及乡人民检察署。并且各级检察署各有自己的法医师,其主要工作乃是审查警察单位所呈送有关刑案的法医鉴定书。有时也直接参与受害者创伤程度的鉴定,以及工作场所意外死亡或警局、监狱死亡之案件。
    中国的法院系统同样有自己的法医专家,其组织架构同样也分四级。最高的三级法院以及大部分的乡人民法院至少都有一位专职法医师。大部分法院法医师的工作乃是临床法医,特别是鉴定创伤的程度是属于重伤、轻伤或微伤,因为根据刑法,加害者的量刑与被害者受伤的程度有关。另外,临床法医也包括与民、刑事相关的残障的程度、性无能等之鉴定。法院之法医师也负责审查地检署所检送案件之法医鉴定书。
    法务部在上海设有一家法医研究所,编制约100名,其中有50位是研究员,其下设有法医病理、法医血清、临床法医、法医毒物、法医精神、犯罪、及微证物等七各部门。它们的工作可能是警察、地检署、及法院的法医咨询机构。
    中国不但有其与其它国家不同的独特法医师培育制度,也有其独特的法医实务制度。在同一乡、市不同单位的法医师,只负责其单位所接到的案例,他们之间并没有职务上的联系,且各单位皆有专职的人员及实验室。大学及法务部的法医专家仅接受警察单位、地检署及法院咨询之案件。这种多元体系的优点是各自独立,因此每个案件在司法程序中,至少会经过二个不同机构之审查,可以减少法医鉴定之错误或纠纷。但是各机构各有其法医师及设备,造成资源重迭浪费的缺点。另外,不同机构之法医师可能会有相反的意见,法律上并无规定谁是最具权威的鉴定。因此往往造成诉讼时间的延误,以及引致不同机构之间的冲突。因此,中国法医师在近20年来虽快速的发展,但仍有改善之空间(9)。
台湾要建立怎样的法医制度
    人权是现代人类文明普世的标准,也是世界正义和平的基础,因此与此相关的法医水平,当然是要追求最高的标准。由于法医学的范畴愈来愈广,法医师的培育,更需要专业。因此台湾的医学院,义不容辞,应负起培育法医师的重责大任,共同提升台湾人权与社会正义。另外,除了台湾法医师的培育,也需要建立具有诱因的合理法医实务制度,始能吸引优秀的人才投入这项具有社会正义的工作。
    一、台湾要建立怎样的法医师培育制度
    由于台湾多年来留学美国的人数最多,对美国的制度也比较熟悉,自然的认为美国的许多制度可能是台湾的最佳选择。也许有人会质疑台湾的专科医师要学美国的制度,为何法医不学?事实上,美国医学院是招学士后的医学系,台湾是招高中生的医学系,并不一样,可见台湾也非样样必须以美国马首是瞻。另外,专科医师制度,是大多数国家的共同制度,也是国际的主流,并非美国所独有。
    法医师的培育由大学负责,没有任何争议。根据上述先进国家有关法医师的培育体系有二种:1)大陆法系的大部分的欧洲国家及日本等乃是在法医之体系下:分设次专科包括法医病理学(法医解剖)、临床法医学、临床病理学、法医毒物学、医学法律与伦理、及其它次专科如法医血清学、法医精神学、法医牙科学等。2).海洋法系的英国、美国、加拿大、及英属国家,乃是在病理之体系下,仅设立次专科法医病理。
    由于近代科技的进步及发展突飞猛进,医学成为相当复杂的专业及科学的领域,除了一般开业的专业知识之外,尚须各种各样的次专科的知识。因此,皮肤科医师并不适合从事神经外科,而神经外科医师也不适合从事妇产科,同样的,病理是研究“病死”的死因,而法医学是研究“非病死”的死因,且应用于解决涉及医学的法律上问题,是其被认为属于社会医学之一分野,亦为国家医学,其应用之领域包括司法、行政与立法,与一般医学比较,实具有不同的角色(25),因此法医也是一种专业,和病理是两个独立不同的学门,正如Dominick 及Vincent 在其法医病理学(Forensic Pathology)一书中所说:“一位合格的病理医师,并不具有法医病理应有的专业知识,因此不适合从事法医的实务工作(13)”。由于法医学的范畴愈来愈广,如果将法医定位在不一定适合从事法医实务的病理之下的次专科,势将扼杀法医的正常发展,而致影响法医师质量。综观上述,由独立的法医体系培育法医师乃是国际的主流趋势,因此台湾法医师的培育,实需要法医专业及法医细分科,才能赶上国际科技的水平及趋势。
    另外,不论美国或日本等先进国家,也同样呈现医学生毕业之后,较少有意愿进入法医的实务工作(17,24),甚至美国的专科病理医师也没有意愿转行当法医病理医师(15)。然而这些国家的法医实务,还能顺利执行并保持一定水平的原因,乃是因为他们都有大学作支持。因此当台湾要建立法医师的培育制度时,更需要考虑台湾特殊的文化、社会背景及制度。由过去台湾法医师特考、法医公费生及留学考奖学金,以及法务部提高法医师待遇等之许多努力,都无法网罗医师投入法医实务工作而致徒劳无功,因此专业法医师的培育,必须自行独立的养成训练,法医师与医师必须分流,尤其是要切断法医师回流成为医师的途径,如同中医师与西医师的分流,才能留住中医师在专业岗位上发展中医一样。因此,在大学医学院以学士后法医系或法医学研究所独立招生方式,依照欧洲的共同标准(7),施以4年的专业法医学训练,毕业后,通过国家专业考试,授以法医师资格。简而言之,唯有此一革新方案,方能促使台湾法医制度脱胎换骨而求健全的发展。
    二、台湾要建立怎样的法医实务制度
    各国的法医实务制度可说是大同小异,都是在司法单位或法律授权之下,委请法医师进行法医鉴定,不同的乃是将法医师摆在什么机构。因此如果法医师的人数足够,法医师的质量有保证,法医师摆在什么机构,对法医实务的运作应不至于发生太大的问题。
    然而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16条“检验或解剖尸体处分(一)”: “……检验尸体,应命医师或检验员行之。解剖尸体,应命医师行之。”,却是不合理的法规。由前述我国法医之发展史观之,本条文可能是因为无法招聘足够的法医师,为因应急需,而操短线的作法。此一错误的法律规定,不但阻碍法医师之培育,更漠视死者的人权,因为唯有法医师才能正确的判断是否“非病死”,岂可由非法医师的检验员行之!所以现代化的国家都规定检验尸体,至少必须由法医师或医师行之!因此,应修法将此条文中“或检验员”四个字去除,才能让台湾的法医制度步上正轨!     专业证照制度乃是质量保证之最低要求,也是国际的主流,台湾许多专业也都已有证照制度,也许有人会质疑法医师这种特殊的专业,虽然需要证照,但是否有开业的空间足以吸引人才的投入?事实上依照规定,到医院已死亡者,或在家里未经医师看病而死亡者,须要法医师之验尸,发给相验尸体证明书后,家属才能向户政事务所申请埋葬。但由于台湾法医师严重不足,申请法医师验尸往往旷日费时,以至于家属宁可花三、四千元,由葬仪社设法拿到医师死亡证明书,以便早日入土为安,因此才有一位一般医师年开千例死亡证明书的报导。如果一位开业法医师一天验尸 1~2 位,其收入应上不恶,另一方面也因专业的死因判断,更可提升人权之质量。另外,有关暴力、创伤或强暴鉴定的临床法医门诊,法医师也可以提供一般医师不愿从事的鉴定。其鉴定费每案约3000~5000元,且是自费,如有合格的法医师,相信医学中心也愿意设立法医门诊,这也是法医师的出路之一。
    根据台大法医学科及台湾法医学会陈耀昌等人之建言书(10),台湾至少约需要100-120名合格的专职法医师,如再加上将来台湾十家医学院所需的法医学教员约50名,假使每年培育10 至15位合格的法医师,不出10年应可解决台湾法医荒的问题,10 年之后,当可维持法医师人力供需的新陈代谢,并进一步提升法医师的质量。此外,更重要的是,当法医师的培育和一般医师分流之后,以台湾现行的法医师待遇,应尚可具有吸引力,因此,只要在工作环境、进修机会、升迁管道及制度完善等方面,加以改善,假以时日,台湾法医师质量应可期待达到国际水平。
结论
    将来法医师的人才来源,来自医学各相关科系毕业生,经过学士后法医学系或法医学研究所的教育训练,依循国际法医师培育主流趋势的法医学体系,施以4年之法医专业教育,并与医师分流,使法医师专心于法医鉴定事业,而不从事于医疗工作,专心坚守其工作岗位。但另一方面,医师若对法医工作有热诚及兴趣者,仍保有进入法医师培育体系的管道,待完成训练后,可成为具备医师及法医师的双重专业资格,将来更可以在大学从事学术研究,也可以在医院从事临床法医之门诊。换言之,如此多元化的培育制度,有固本清源的效果,一方面培育足量的优秀法医人才;另一方面以专业证照制度,保证法医师应有的法医素质水平,可期待以此改革性之措施,能彻底解决台湾法医师缺乏之沉痾。
    法医人才的培育和良好法医制度的建立,如同车之双轨、鸟之双翼,两者相辅相成,始克奏效。因此,当台湾思考引进外国的法医经验与制度,或是走自己的路的时候,不但需要参考各国法医制度的实际运作及所发生的利弊,更需要体察台湾社会、文化背景及司法制度的差异。最重要的是,要建立可以抒解我国法医困境的可行、可长、可久的制度,以免重蹈过去走快捷方式抄短线的惨痛覆辙。否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到头来台湾的法医问题仍然是原地空转一场。回首从民国元年到现在,我国法医质与量的困扰已持续将近一世纪,现在该是彻底觉悟、了解症结真相,加以对症下药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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